基于数字化、智能化融合视角衡量数智化发展水平，并借助SBM-GML模型评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数智化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智化显著正向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数智化通过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励绿色创新，有效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智化对大型城市、创新禀赋较高的城市以及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加明显。据此，应从强化数智“新基建”战略地位、纵深推进实数融合、加快培育创新体系三方面协同发力，为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绿色效益的双重跃升提供有力支撑。
个人所得税作为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制度安排对于落实“投资于人”理念有重要意义。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通过调整减除费用标准、引入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减轻了家庭税负，但其对居民福利的实际影响有待系统探究。研究发现，个人所得税减税政策，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家庭消费支出规模以及优化消费结构，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与综合福利水平，且该福利增进效应在收入分配更公平的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居民中更为明显。减税政策还显著增加了家庭对健康、教育、养老等领域的投资，具有通过税式支出来“投资于人”的特征。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应秉持“投资于人”的导向，进一步扩大综合征收范围，不断提高专项附加扣除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形成减税增收、消费升级与公共服务提质的良性循环，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社会服务机构长期被置于“政强社弱”的结构性叙事下，其能动性往往被低估，尤其是机构对制度环境的建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揭示。本文将县域治理生态视为关键场域，聚焦社工机构在其中的建构逻辑。受组织新制度主义“制度企业家”概念启发，构建了“专业实践为本”的分析框架，基于T机构在Y市的实践案例，提出了“做专业”的制度环境形塑机制：机构通过专业转译实践、利益让渡实践和共识建构实践，逐步从规制性、规范性到文化-认知性维度，形塑了县域社会组织制度环境。本文所揭示的“专业驱动”的发展模式，也为理解县域社会工作的内生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地方性知识。
数据财政是指一种嵌入数据生产流通过程中的财政收支统合联动的财政模式，本质上是适配数据的财税法制度。数据财政、传统财政和土地财政的内涵各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数据财政具有特定的法理逻辑，其以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为立论前提，允许政府以费、税的手段介入数据收益分配，并强调财政支出向数据领域倾斜。置于整体语境考虑，数据财政的法治路径应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两个维度进行探析。
算法技术的嵌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治理逻辑迭变。数字泰勒主义冲破了物理空间的机械化规制，在行为数据化转译与算法凝视规训中确立了效率至上的技术范式。在此基础上，由精密监控、即时反馈与认知垄断共同构筑的算法权力拓扑隐匿成型，并在持续运转中引起了行动者的能动抵抗，进而引发了权力拓扑危机。为消解这一困境，亟须围绕复杂视域、脆弱正义、具身认知、生态理性与负向自由等认识论维度，唤醒技术理性限度的认识自觉；依托主权重置、递归民主与算法透明、认知人权保障、非人参议尝试、时间主权与算法禁区划定等制度规约，重构出数字泰勒主义的包容性算法权力拓扑秩序，形塑彰显数字效能与主体自由的数智文明新形态。
工业机器人作为制造业智能转型升级的核心载体，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12-202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优化劳动结构、缓解融资约束以及促进协同创新，推动企业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科技行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创新网络密度高的地区中，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展现了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创新韧性。因此，应加快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中的深度应用，强化高水平人才培养与岗位适配，完善智能制造领域融资支持机制，鼓励搭建协同研发平台，不断增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突破能力。
流动儿童在流动中遭遇到家庭、学校、社区场域转换带来的关系离散、资本失效与惯习冲突，引发其在场域中位置的结构性位移，导致权利保护资源获取能力与行动力双重弱化，而使其在权利保护资源分配中处于不利位置，难以通过新场域的制度性关系网络获取有效的权利保护。改进流动儿童权利保护的根本路径就是在新场域中再造社会支持关系网络。通过各个场域的重塑来重构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关系网络，构建起能动性衔接与制度性协商双重驱动的“互动关联系统”，保障流动儿童基本权利的实现。
人工智能的产业化扩张强化了“AI创造价值”的叙事，对劳动价值论构成挑战。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实体仍由抽象劳动规定，价值量仍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人工智能改变的只是劳动组织与价值实现结构。通过重构价值运动链，可将数据、标注、训练、部署与平台收费等过程区分为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与价值分配三个层面。分析表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工智能通过压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强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通过劳动碎片化和边界模糊延长实质劳动时间更新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方式；平台资本则凭借通道与数据壁垒，推动价值实现租金化并形成垄断占有。由此，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关键任务，是在技术表象下揭示劳动遮蔽、价值尺度重组与平台权力扩张之间的内在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的历史过程，其历史演进呈现出“前提-道路-内涵-价值”四重叙事图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主权独立、社会革命、政党驱动、思想引领四个方面，创造了后发国家现代化必须具备的自主性前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创设，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路径选择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发展方向，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由“四个现代化”拓展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了发展逻辑的优化与发展目标的提升，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意。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逻辑、以和平发展超越殖民扩张、以中国方案驳斥历史终结论、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冲突，最终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为解答“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方案。
数据要素市场化的价值实现依赖于数据高效流通，但现行制度体系难以统筹其与数据保护的关系。权属规则模糊致使市场主体因责任边界不清而不敢流通；安全风险泛化引发信任缺失，导致不愿流通；竞争秩序失序使数据资源被垄断封锁，造成不能流通；交易机制滞后产生高昂成本与信任壁垒，加剧不善流通。挑战相互交织，系统性抑制了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效率。为此，应构建以动态权属为核心的产权制度，建立以技术赋能为特征的安全保护范式，完善激励相容的事前事中竞争规制，打造分层分类的市场交易体系，统筹数据要素市场中的流通与保护，充分释放数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