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学生主体性需求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本研究基于湖北省7所高校1 246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学生群体对创新创业教育具有高认同度，但实际参与呈现低主动性与浅层功利化特征，创新创业教育获得感普遍偏低，其根源在于课堂教学、实践环节、激励导向三个维度均呈现出制度供给与学生内生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通过对比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三种典型实践模式的制度逻辑，借鉴其知识传递、技能训练和激励制度设计的优势并预防局限，整合构建了以满足学生主体性需求为核心的“七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通过课堂教育、活动引导、竞赛助推、典型引路、基金支持、基地孵化、跟踪服务七大要素协同，实现创新创业教育要素的横向功能互补、纵向递进支撑、内外资源交换，形成覆盖创新创业教育全过程的系统框架，旨在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从规模供给向高质量赋能转型，为破解制度困境和优化育人生态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本文基于生态文化产品的特殊内涵，从文化属性和消费属性两个维度将其价值实现分为六类进行共性提炼、模式总结与案例分析，依价值核算、内核深化、价值提升和价值实现四个步骤提出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对策。研究表明：历史传统文化型私人生态产品通过“价值内嵌+纵向整合”模式，依托产业链整合捕获文化与生态价值；历史传统文化型准公共生态产品采用“分级配置+价值回流”模式，着重空间差异化使用与收益制度化分配；历史传统文化型公共生态产品以“协议运营+公共规制”模式为核心，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运营；近现代文化型私人生态产品遵循“符号转化+品牌溢价”模式，以品牌建构与溢价反哺形成价值闭环；近现代文化型准公共生态产品依托“资产定价+收益回补”模式，以文化-生态空间资产化运作与收益构成定向回补；近现代文化型公共生态产品采用“建设+运营+移交”复合运作模式，秉承核心公共设施与配套服务设施分类管理的运作逻辑。本文结论为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及配套政策体系构建提供了调整准绳和有益参考。
从文化哲学的视野来看，“自然”观念是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元范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的二元论日益成为主流认知论构架，由此产生了以“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自然”和“作为主体存在尺度的自然”为内核的近代自然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主导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吸纳与改造了近代自然观，孕育出“控制自然”和“回到自然”两个表面对立、实质统一的观念体系。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扬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文明新样态，不能满足于以“回到自然”批判“控制自然”。应立足于以唯物史观为内核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方法论，探索更适切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观念。其一，摆脱近代形而上学的“自因自然”本体论，把经由一定历史环境中介的自然视为社会的本质。其二，以反思性综合的态度对待传统的“自然”观念，既将它们视作观察特定时代的社会存在的窗口，又通过观念间的相互参照破除个别观念的先验幻象。其三，持续推进“自然”观念在新的社会机体中的再生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与环境在更高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统一。
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外部治理机制推动数实技术融合，已成为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关键问题。然而，作为重要的制度性外部治理工具，ESG评级披露对数实技术融合的影响，现有研究仍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基于企业专利引用网络构建数实技术融合指标，以“ESG评级首次披露”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2—202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其因果效应。研究发现，ESG评级披露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实技术融合水平，该结论通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ESG评级披露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增加研发投入两条路径促进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企、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及绿色和新兴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企业外部治理视角，揭示了ESG评级披露可通过资源获取与创新驱动双通道促进数实技术融合的内在机理，为完善ESG制度体系、推动制造业数实技术融合提供了启示。
碳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碳贪婪”的特殊产物，不仅确证了资本主义疯狂掠夺碳资源的历史行径，还深度揭示了资本主义悄然进行碳排放转移的现实意图。出于资本欲望和霸权野心的双轮驱动，资本主义将碳殖民精心拆分为采取暴力手段对其他区域实施的碳掠夺、无节制使用碳资源对全球地表造成的碳污染、巧妙利用生产外包和消费漂绿而隐匿开展的碳转移三种主要形态。碳殖民主义延承了殖民主义的空间性，其直观显现为“坐北朝南”的地理标位，喻示着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南方不发达国家强加的碳剥削、碳压榨与碳控制等殖民行径。碳殖民主义为资本主义生产了供给碳资源与容纳碳排放的实体空间、中心与外围等级之分的差异空间、气候恶化与生态破坏的自然空间，其背后映射了碳殖民主义所内构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碳排放合理化的历史先占逻辑，以及以碳治理为遮掩的剩余榨取。当以领土统治和主权依附为内核的传统殖民淡出历史舞台，碳殖民主义为资本主义在全球布局新型殖民霸权提供了可能，这一问题亟待引起批判性关注。
中国高校学科交叉的演进历程呈现出显著的阶段特征与模式转换。本文基于“知识型”理论，结合中国场景下“治理理念驱动组织转型”的学科交叉发展逻辑，构建“治理理念—组织样态”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中国高校学科交叉的历史变迁。研究发现，中国高校学科交叉的模式转换历经分散探索模式（1949—1980年）、多学科重组模式（1981—2000年）、跨学科协作模式（2001—2019年）和新交叉学科模式（2020年至今）。各模式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出模式叠加与路径依赖并存的特征。新交叉学科模式的确立标志着学科交叉从边缘走向中心、从手段走向目的的根本性转变，未来应通过建立稳定持续的政策环境、破解组织架构的路径依赖、推动体制机制的协同转型，构建中国高校学科交叉发展新格局。
人工智能时代，人与工具的传统关系正经历根本性重构。通过人类与生产工具关系的历史演进予以文本回溯，首先确立人机关系的出场逻辑；进而，借助“生产主体—劳动过程—劳动价值”分析框架，在回顾现实挑战后，揭示人机关系的“机器代人”新形态：在生产主体维度，人工智能导致认知异化及人机共同体的形成；在劳动过程维度，资本控制逻辑从外部监督发展为内生控制；在劳动价值维度，人工智能正在形成新型剥削形式。面对这一变革，实践回应需落脚于如何通过培育新质劳动者、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进行系统性重构，引导人机关系最终超越异化，迈向“人机共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原创性、标识性判断，是指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阐释了人与自然的本源物质统一性原理、对立统一的矛盾转化原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展现了其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并通过绿色生产力的讨论提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方案，创造性地发展了自然生产力的概念，深刻展现了人民立场，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优势；在实践中，筑牢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基础，坚持人民立场，因地制宜推动生态价值实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环境法典》作为我国首次领域法典的立法尝试，与作为部门法的《民法典》存在责任条款重合，引发《生态环境法典》是否可作为民事裁判法源，以及如何作为民事裁判法源的疑问。民法法源最初仅被限定于民事基本法，后逐步扩展至广义法律中的民事规范、习惯法等。《生态环境法典》作为一部公私融合的领域法典，既包含作为特别私法的民事条款，也包括民事条款所引致的公法条款，能够作为民法法源。根据《生态环境法典》与《民法典》相关法条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法典》条文若为对《民法典》相关条文的重述，可适用双法源或以《生态环境法典》为准；若为补充，则应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条文；若与《民法典》相关条文冲突，一般应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条文，并应积极消解法律冲突；若为《民法典》相关条文所引致的公法条文，则需依双法源共同适用。
“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界意指一种源自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概念与方法，并经由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及其思潮的自觉构建，而逐渐形成的对全球性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系统性批判分析。与早期主要由环境史学界主导的研究范式不同，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相继涌现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世界体系政治生态学批判、新陈代谢断裂批判以及社会生态转型批判这四重极具代表性的研究进路。其批判聚焦点及分歧主要集中在“什么是生态帝国主义”和“怎样研究并应对生态帝国主义”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展望未来，亟须在三个方面深化研究：其一，充分把握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限度；其二，自觉强化经典帝国主义与“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有机关联；其三，加快推进“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对于突破西方话语垄断，回应全球南方的正义诉求，以及迈向全球社会生态正义新未来具有关键意义。